吾友李生为予言:“予游长安,舍于娄公所。娄,隐者也,居长安市三十余年矣。家有小斋,号曰市隐,往来大夫士多为之赋诗,渠欲得君作记,君其以我故为之。”
予曰:“若知隐乎?夫隐,自闭之义也。古之人隐于农、于工、于商、于医卜、于屠钓,至于博徒、卖浆、抱关吏、酒家保,无乎不在,非特深山之中,蓬蒿之下,然后为隐。前人所以有大小隐之辨者,谓初机之士,信道未笃,不见可欲,使心不乱,故以山林为小隐;能定能应,不为物诱,出处一致,喧寂两忘,故以朝市为大隐耳。以予观之,小隐于山林,则容或有之,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隐也,自山人索高价之后,欺松桂而诱云壑者多矣,况朝市乎?今夫干没氏之属,胁肩以入市,叠足以登垄断,利嘴长距,争捷求售,以与佣儿贩夫血战于锥刀之下,悬羊头,卖狗脯,盗跖行,伯夷语,曰:‘我隐者也’而可乎?敢问娄之所以隐奈何?”
曰:“鬻书以为食,取足而已,不害其为廉;以诗酒游诸公间,取和而已,不害其为高。夫廉与高,固古人之所以隐也,子何疑焉?”
予曰:“予得之矣,予为子记之。虽然,予于此犹有未满焉者,请以韩伯休之事终其说。伯休卖药都市,药不二价,一女子买药,伯休执价不移。女子怒曰:‘子韩伯休邪?何乃不二价?’乃叹曰:‘我本逃名,乃今为儿女子所知!’弃药径去,终身不返。夫娄公固隐者也,而自闭之义,无乃与伯休异乎?言,身之文也,身将隐,焉用文之?是求显也。奚以此为哉?予意大夫士之爱公者,强为之名耳,非公意也。君归,试以吾言问之。”
贞佑丙子十二月日,河东元某记。
译文
我一个姓李的朋友对我说过:“我游历长安,住在娄先生家。娄先生,是个隐士,住在长安的市区三十年了。他家有个小书斋,叫做‘市隐斋’。来往的官员大多都为它写过赋、传,我想请你也为娄先生写一篇,你就看我的面子缘故写一篇吧。”
我说:“你知道什么是隐吗?隐,就是自我封闭的意思。古代的人隐于农、隐于工、隐于商、隐于医生、算命、隐于屠户、钓鱼,甚至于赌徒、卖粥的、看门的、酒保,无处不在,并非只有在深山之中,茅屋之下的,才叫做隐居。前人有大隐、小隐的区别,说初步懂得大道的人,对自己的信仰还不是很彻底,为了不接触贪欲,使自己的心不乱,所以隐居到山林,这是小隐;能够心平气
这是一篇比较别致的斋室记文,它没有此类文章司空见惯的景物描写,也没有对对方的褒扬之词。全文仅以两次问答对话组成,结构上可谓别具一格。婉而多讽,则是它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。其实,元好问与这位娄公并不相识,为他作记,完全是受了友人的请托。自称隐者,而又汲汲于求他人的文章为自己扬名,这种举动,使得敏感的作者有所怀疑。但另一方面,友人之嘱,终究情面难却。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,作者采取了委婉劝讽的方式,写下了这篇议论透辟而又巧妙得体的文字,表示了自已对世间假隐士们的批判态度,以及对世俗沽名钓誉行径的鄙视。
全文由四段组成。首段,友人李生的嘱托之语揭开了娄公神秘的面纱,并为我们揭示了
欧阳修,字永叔,庐陵人。四岁而孤,母郑,亲诲之学,家贫,至以荻画地学书。举进士,调西京推官。始从尹洙游,为古文,议论当世事,迭相师友,与梅尧臣游,为歌诗相倡和,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入朝,为馆阁校勘。
范仲淹以言事贬,在廷多论救,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。修贻书责之,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,坐贬夷陵令,稍徙乾德令、武成节度判官。久之,复校勘,进集贤校理。庆历三年,知谏院。时仁宗更用大臣,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,增谏官员,用天下名士,修首在选中。每进见,帝延问执政,咨所宜行。既多所张弛,小人翕翕不便。修虑善人必不胜,数为帝分别言之。初,范仲淹之贬饶州也,修与尹洙、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,目之曰“党人”。自是,朋党之论起,修乃为《朋党论》以进。其略曰:“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以同利为朋,此自然之理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。”
修论事切直,人视之如仇,帝独奖其敢言,面赐立品服。会保州兵乱,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陛辞,帝曰:“勿为久留计,有所欲言,言之。”对曰:“臣在谏职得论事,今越职而言,罪也。”帝曰:“第言之,毋以中外为间。”
方是时,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,修慨然上疏曰: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,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。正士在朝,群邪所忌,谋臣不用,敌国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罢去,而使群邪相贺于内,四夷相贺于外,臣为朝廷惜之。”于是邪党益忌修,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,左迁知制诰、知滁州。居二年,徙扬州、颍州。复学士,留守南京。小人畏修复用,有诈为修奏,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。其群皆怨怒,谮之,出知同州,帝纳吴充言而止。迁翰林学士,俾修《唐书》。
熙宁四年,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,卒,赠太子太师,谥曰文忠。修始在滁州,号醉翁,晚更号六一居士。